历史虽有沧桑之感，但也沉淀下不少能耐人寻味的成果——荆楚文化。谈及此项文化，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便是：歌舞。这个代表某个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那么，荆楚文化形成的那个朝代，歌舞方面有多么传神之处，瞅瞅！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中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国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铭文中列举了曾国与楚、周、晋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应关系。其中共计律名28个。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漆奁《舞蹈图》舞女造型。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棗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信阳长台关出土“镇墓兽”），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双龙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概略言之，楚国造型艺术有以下一些特色：
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楚人相信，灵魂是永生的，死只是灵魂脱离了躯壳，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山川、草木、鸟兽等等亦皆有灵，并且和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楚艺术形象中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现象大都是变态的、抽象的，这均与神话有联系。例如风是楚艺术品囤材中较多的形象，它是鸟类，但不是现实中咱、鸟，而是神话中的鸟。1949年湖南长沙楚墓出士的《人物龙凤帛画》中的龙、风就是导引灵魂升天的动物。木雕镇墓兽为楚墓常见的出土物，这种艺术品形状怪异，头插鹿角，口吐长舌，似龙非龙，似虎非虎，莫可名之。
飘逸、流畅的动态美感。楚艺术十分强调曲线、弧线，具有一种运动的态势，例如青铜器中的升鼎，楚人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将中原的鼎加以改创，把直耳改为撇耳，器腹加以束腰，蹄足增添了兽面纹，鼎周并附上数只爬兽。化静为动，化严肃为轻盈，以柔美的线条，改变了原来给人以压抑之感的礼器氛围。动态美在漆画、刺绣艺术上表现得更为洒脱。那些云纹、气象纹和动物造型，既奔放又多样。如漆画常见的云纹就有十几种形态，有的如云海滚滚，有的像秋天的流云、阵云，有的像朵朵的飘云。这些回旋卷曲的纹饰，难以捉摸，给人一种飘逸之感。
惊采绝艳的色彩美感。发展了先秦艺术品。
楚地出士漆器最多。楚人所以喜爱漆器，主要是漆器适宜于表现丰富而绚丽的色彩，并且经久不变。这是当时其他质地的器物难以比拟的。据统计，已出士的先秦漆器有红、黑、黄、白、绿、蓝、紫、褐、金、银、桔红、海蓝、暗红等色。如透雕座屏彩绘，就运用了红、绿、黑、金、银等数种漆色。在楚漆器中，运用最多的是黑、红两色，常以这两种颜色为基调。因为黑、红两色对比鲜明、强烈，典雅不俗，如果再加上描金，就更显得华贵富丽了。
丝织物和刺绣也适宜于表现艳丽的色彩。楚墓出土的丝织品颜色有红、黄、绿、蓝、紫、棕、褐、黑及藕色等。可见，楚人对色彩强烈的爱好，也推动了古代染色工艺的发展。丝绸是服饰的材料，而服饰最能体现人的爱美心理，五颜六色的丝织品，更能满足楚人对色彩的欲求。刺绣的色彩更复杂，有红、绿、蓝、棕、黄、褐、黄、金黄、深红、朱红、桔红、草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