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这个题目充分说明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守规矩”。我是搞美学的,而这个题目却大大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几乎涉及到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
大家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并使得中西文化的比较成为一种“显学”。这种研究的方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元素的比较,如某个文化元素西方有,我们有没有?原因何在?二是思潮的比较,如中国与西方有哪些相同或相异的文化思潮,其背后有没有共同的规律?今天我要做的,既不是元素的比较,也不是思潮的比较,而是一种结构性比较,是想从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入手,来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方在“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借此向大家请教。
说儒家、道家支撑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结构,这应该是没有太大异议的。而在西方,没有儒、道两家,我找来找去,在早期希腊文化中找到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并认为这两种神灵崇拜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具有结构性意义。
大体说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相比较而言,狄俄尼索斯可能比阿波罗更早一些,因为它的崇拜仪式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追忆与留恋。据考证,参加狄俄尼索斯游行队伍的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她们在特定的时候身披兽皮、头戴花冠,吵吵嚷嚷、疯疯癫癫,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们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在这个活动的高潮,不仅会出现狂欢酗酒、裸身游行之类的行为,而且还有生吞活剥鹿、牛等残忍的举动。
古希腊是文明的家园,令人心向往之。为什么偏偏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会出现如此非礼无法的行为呢?为了解开这一谜团,大哲学家罗素曾有过一番推测,他说:正像许多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对于他们,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在那个进化得很快的男权社会里,希腊城邦中受压抑最深的,是那些没有公民权力、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财产保障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据说是来自色雷斯的一种宗教很快在希腊平民中,尤其是妇女中流行了起来,这种宗教就是狄俄尼索斯崇拜。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祭祀活动有点类似于所谓的“宣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不断摄取物质能量,物质能量转化为生理能量,生理能量转化为心理能量,心理能量在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要寻求释放。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得不到释放,总是受压抑,就会出问题,比如患精神病之类。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种具有反文明色彩的信仰活动又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于是,在希腊后期,尤其是进入罗马时代以后,终于出现了官方对狄俄尼索斯崇拜的禁令。
狄俄尼索斯崇拜虽然被压制了,但是心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时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宗教,即阿波罗崇拜。和放荡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据说,阿波罗有一种特殊的超出我们凡人之上的智慧,他可以预测人们的未来。看过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的人们都知道,在著名的得尔福神示所里(Delphicoracle),有权威的男女祭司可以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获得阿波罗那神圣的预言。可以说,阿波罗的崇拜方式与狄俄尼索斯完全不同,它用理性的“升华”取代了感性的“宣泄”。
正像西方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所承认的:“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
“升华”这个概念也来自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看来,当人的原始欲望因不被社会接受而得不到直接“宣泄”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即将其“升华”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在座的男士,如果喜欢上某个女孩,却又追求不到她,怎么办呢?那就像但丁一样,去写本小说吧。(笑声)
如此看来,日神和酒神是从同一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的两种彼此对立的宗教情绪。叶秀山先生认为:“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这两种相反的心理驱动预示着西方人的“民族心理结构”在古希腊出现了分裂:一个极端是理性,一个极端是感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没有酒神和日神崇拜,但是我们有道家和儒家信仰。同酒神崇拜一样,早期的道家思想也与母系文化之间有着影影绰绰的联系。我们知道,《老子》一书中有很多抱阴守雌、崇拜女性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的“道”字,实际上是一个表征“胎儿分娩”的象形字。我们还知道,“母”字在《老子》中出现过很多次,但查遍全书,却只有一个“父”字,而且还是师父的“父”。我们更知道,老子所崇拜的理想社会,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小国寡民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什么要去追忆和留恋母系社会呢?显然是出于对父系社会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不满。所以,就同酒神崇拜一样,道家反对礼法对人的约束与控制,主张回到无知、无欲、无我的原始状态。究其原因,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屈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所以,他们要反抗对人的异化!
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草坪,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和草坪,然而如若将它与苏州拙政园那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具有“天才”!
但是,和那些酒神崇拜者不同的是,道家对文明的反抗却没有走向一种纵欲主义的极端。道家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求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物我两忘的境界;而不像狄俄尼索斯崇拜那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通过生吞活剥牲畜等行为,在人对自然的破坏中去证实人的感性存在。简言之,道家是有感性追求的,但却不像酒神那样极端、那样过分。
相反,同日神崇拜一样,中国的儒家则有着维护既有文明的男权主义的倾向。如果说日神崇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纵欲妄为的酒神行为;那么儒家信仰的出现,则是为了反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它们所维护的,是一种具有等级制度的男权文化。所以,同主张“牝常以静胜牡”的老子不同,孔子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儒家也同日神崇拜一样,注重理性的探索、精神的追求,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形而上倾向。所以孔子才会留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
但是,与日神崇拜不同的是,原始儒学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本原联系起来。儒家讲究“爱人”,主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儒家只是要把人的感性生命提升到一个社会的理性人的水平,把人的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历史的无限过程之中;而不像阿波罗的崇拜者那样,去涉足神秘的彼岸世界。所以,孔子不去研究“怪、力、乱、神”等超验主宰,而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简言之,儒家是有理想追求的,但却不像日神那样极端、那样过分。
与“民族心理结构”相对应,西方的“民族文化结构”也出现了感性和理性的两极化倾向,在感性的方面,是体育;在理性的方面,是科学。
我们当然也会赞叹古希腊的《掷铁饼者》那精确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将它与汉将霍去病墓前那几座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塑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懂得“艺术”?
无论是在文化结构中,还是在文化观念上,“体育”在中国与西方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你问中国人为什么进行体育活动?他可能会说是为了锻炼身体,也可能会说是为国争光。但是在西方人眼里,体育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说到底,体育是对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掘与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量人的感性能力的东西,无论危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
谁都知道,奥运会的第一个项目是点燃圣火,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点燃圣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古希腊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中,一些手持火炬的运动员从起跑线跑到宙斯神庙前的祭坛前,谁跑得最快,谁就有权点燃祭坛上的圣火。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原来在古希腊的宗教观念中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它可以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不占用任何时间;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从这一点跑到另一点,必然要占一部分时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占用时间最短的人就是最接近神的人,他同时也代表了人在这个向度上肉体能力的极限。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我们才能够理解西方人的体育精神,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拳王、一个球星、一个田径运动员,在西方人眼里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今天如果我们去欧洲,可以看到三种椭圆形的建筑。第一种是在意大利的罗马或维罗那等地的古罗马的建筑残骸。这是人和人、人和野兽搏斗的“竞技场”:场内的奴隶在厮杀,看台上的贵族在狂叫,这无异于一场变相的酒神仪式,一种被限定了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的狄俄尼索斯表演……
在今天的南欧,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椭圆型建筑,那是人与牛搏斗的地方,叫做斗牛场。我们或许还记得,早在狄俄尼索斯的游行活动中,就有生吞活剥鹿和牛的行为。在这里,这一细节被进一步扩大化、仪式化了。通过一番表演和搏斗,勇敢的斗牛士在观众面前将猛牛活活刺死,看台上的人们在欢呼呐喊,同样进入了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
最后,在欧洲,乃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的第三种椭圆形建筑便是足球场了。(笑声)为什么足球运动是人类第一大体育运动?在我看来,并不像电视上那些侃球“专家”们所说的那样,由于足球是一种艺术,而是因为足球是一种最剧烈、最具有生命勃发力的运动。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最具有狄俄尼索斯色彩的运动。毫无疑问,足球运动员当然需要有高超的技巧,但是在其竭尽全力、临门一脚的瞬间,他的技巧已内化为生命。他不是凭着技巧去踢球,而是凭着本能去踢球的,从而进入了一种感性生命的癫狂状态!与此同时,看台上的球迷们也随之而陷入了酒神式的狂喜……惟其如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电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真正的球迷们不在家里从从容容地欣赏那些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重放镜头,而偏要挤到人山人海的球场去“观看”比赛了。
这无异于一场变相的酒神仪式,一种被限定了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的狄俄尼索斯表演……
在理性方面,西方人的科学活动则与阿波罗崇拜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点是完全符合几何学概念的,而要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和推论,就必须首先将对象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即设定“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直线”和“只有位置而没有面积的点”的概念。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格拉斯等人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感兴趣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格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显然,当年的毕达格拉斯不可能预想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会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但其超越现实功利的努力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功利效果,这便是科学的意义所在。
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曾这样说道: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
与阿波罗精神相比,儒家讲究“经世致用”,而将对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排除在“实践理性”的视野之外。这种强调理性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倾向,在客观上限制了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和纯粹科学的动机。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拙,但是理性的翅膀一旦拴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报告作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按照你的说法,岂不是说西方文化处处优越,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了?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一种文化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一种文化的长处,就是它的短处。
我这么说也许会受到来自相反方面的质疑:在历史上,西方人不是也曾留下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工艺成果吗?怎么能说西方的艺术和工艺不如中国呢?其实,我说西方的艺术和工艺不如中国,首先是指其精神追求上的偏颇。正像西方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所承认的:“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大家知道,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古代西方人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他们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惟独忘记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我们知道,巴尔扎克是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小说中反映的内容甚至超过了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于是我们许多学者也跟着说巴尔扎克如何如何伟大。然而在我看来,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知识只不过是知识。文学毕竟不是统计学和经济学,它所包含的历史和知识与其所应该具有的美学价值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喜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但丁的《神曲》,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歌德的《浮士德》,反正我不喜欢!\(掌声\)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作品都很深刻呀,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懂!然而在我看来,懂不懂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喜欢不喜欢才是一个美学问题。《红楼梦》深刻不深刻?当然深刻!然而曹雪芹却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在作品中探讨什么“生存呀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笑声)用艺术来承担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的任务,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但也可能正是它的短处。
如果说科学精神、哲学精神,这两种源自阿波罗的理性因素支配并扭曲着西方的古典艺术;那么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一种源自狄俄尼索斯的感性因素又乘机闯入了西方艺术的殿堂。打开电视,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好莱坞式的“大片”。那些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的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东西,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的感官、满足人的欲望。除此之外,还有那声嘶力竭的摇滚乐和几近疯狂的霹雳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在学着西方搞摇滚乐,演员在台上滚,观众在台下摇,一场音乐会下来常常会跺坏上百把椅子。这哪里是在欣赏艺术,分明是在举行狄俄尼索斯集会!(掌声)
总之,由于感性和理性分裂得比较彻底,使得西方艺术家不是过分地偏向于理性,把艺术等同于科学;就是过分偏向于感性,使艺术接近于体育;很难将二者浑然一体地统一起来。
与西方不同,在儒道互补的文化环境下,中国人天生就是艺术家。这种天然的诗性思维和艺术态度,使我们古代的艺术家一开始就不以一种纯然客观的态度去再现和模仿自然,而是懂得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漫步雕林,我们当然也会赞叹古希腊的《掷铁饼者》那精确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将它与汉将霍去病墓前那几座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塑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懂得“艺术”?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草坪,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和草坪,然而如若将它与苏州拙政园那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直至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具有“天才”!(掌声)
在这样一个“诗的国度”里,我们的古人不仅留下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极有价值的、至今未被西方人体会和感受到的文化成果,而且那些非诗的文化产品,也往往具有诗的价值和韵味——与巴尔扎克将文学著作写成“编年史”的努力正好相反,司马迁却使一部史书具有了“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学价值。与西方泛科学、泛体育的文化现象刚好相反;直至今天,中国的文化中还有着一种泛艺术的美学倾向。刚才我们说过,在一些对抗性很强的体育项目上,我们与西方尚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在那些具有艺术成分的体育项目中,我们却又常常具有着文化上的优势,比如体操、跳水、乒乓球等等。这些运动不是单纯的感性拼搏和肉体对抗,而是感性之中有理性,力量之中有技巧。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的拳击和中国的武术,中国的武术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还要“花拳绣腿”,打得漂亮。漂亮是什么概念,是美学概念。(笑声)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体育项目是太极拳,这项运动西方人玩不了,勉强比划几下,也常常是形似而神不似。因为说到底,这种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肌肉和骨骼的活动,而且包括精神的运动、情感的运动、心灵的运动,是感性和理性的协调运动!(掌声)同艺术一样,工艺也是一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文化形态,因而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特长。历史上,我们的前人不仅留下了仰韶的彩陶、龙山的黑陶、良渚的玉器、商代的青铜、汉代的漆器、唐代彩陶、宋代的彩塑、元代的青花瓷、明代的景泰蓝、清代的鼻烟壶这些质地精美、做工精湛的工艺制品,而且还以“四大发明”闻名于世。正像许多科学史家所反复陈述的那样,大约在14世纪前后,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而传到欧洲,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尽管“四大发明”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工艺技术,但却对人类的物质文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纯粹的理论科学相比,具有感性色彩的工艺技术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曾经辉煌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讲,只靠工艺而不靠科学,人类的物质生产又难以实现质的飞跃,这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作为科学成就的重要标志,我曾粗略统计过1901年至1985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获奖人名单,其中美国75人次、英国43人次、德国37人次、法国13人次、苏联8人次、瑞典8人次、日本4人次、中国2人次……而作为工艺技术的具体体现,我也曾经查阅过美国1993年专利排行榜中前十名的企业,其中IBM公司1085项、东芝公司1040项、佳能公司1038项、柯达公司1007项、G.E公司932项、三菱电机公司926项、日立公司912项、摩托罗拉公司729项、松下电器公司713项、富士胶卷公司632项……前一组数字再一次说明中国、乃至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在理论科学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后一组数据则充分显示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如果说,科学理论与工艺技术是驱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两只不可或缺的轮子;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则无疑会使这两只轮子充满活力。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不想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做一个孰优孰劣的简单评判,而是要弄明白,在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哪些成分是好的,需要我们虚心地、诚恳地向人家学习;哪些地方是不好的,用不着我们邯郸学步式地跟在人家背后东施效颦。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哪些部分是强项,需要我们理直气壮、充满自信地发扬光大;哪些地方是弱项,需要我们洗心革面、急起直追。对于相当复杂的文化问题而言,这种结构性的比较是简单的、笼统的、挂一漏万的,不妥之处,希望得到诸位的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