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在这历史长河中，有民族崛起，有民族没落，就像潮涨潮落般在历史的舞台上争夺一席之地。锡伯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他们又经过历史怎样的洗练呢？现在就一起走进锡伯族的历史锡伯族的历史一探究竟吧！

　　一、起源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占主流的是鲜卑说，女真说，持女真说的学者还具体指出锡伯族源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锡伯族最早起源于高车部色古尔氏，发源于贝加尔湖南部的苏古尔湖，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远征高车后，始迁嫩江流域。

　　二、古锡伯国
　
　　“从金天辅六年（1122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双阳锡伯国共存在466年。金代的锡伯国是由锡伯人、四部中的小黄头女真部被金廷迁入双阳后创建而形成的。“锡伯部强盛时，永吉、磐石、桦甸、伊通以及长春、吉林两市的边缘地带，皆为其领地。”所谓海西四部，即扈伦四部（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就是锡伯国（扈伦国）。

　　三、金元时期
　　12世纪下半叶，蒙古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同女真一起抵抗蒙古军，不少人逃入人烟稀少的森林，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洮儿河、绰尔河流域锡伯部族的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农业用地被辟为草原牧地。蒙古统治者将锡伯、契丹、汉族等列为第三等人，一方面为蒙古贵族及统治者服无偿劳役，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受到控制。元代，泰州等地的锡伯回到绰尔河、洮儿河流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属辽阳省管辖。

　　四、明清时期
　　明末，兀良哈三卫蒙古大部南迁，科尔沁部扩张到兀良哈三卫地区，洮儿河、绰尔河等地区为其控制，自此，锡伯部又处在了科尔沁蒙古统治之下。
　　明末，女真建州部崛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科尔沁部联合锡伯、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卦尔察、朱舍里、讷殷8部，以抗击努尔哈赤，结果九部联军败绩，史称“九部之战”。此后，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对主动归服者赐予“佛满洲”（佛，满语意旧）之称，与满洲一视同仁。不少锡伯贵族投奔努尔哈赤，即历史上的“锡伯满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职，被称为“锡伯世管佐领”。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分为十旗，锡伯部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政府。自此，锡伯等部被称为“伊彻满洲”（伊彻，满语意新）。
　　锡伯部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准噶尔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锡伯族西迁锡伯族西迁，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凤凰、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州、义州、兴京和抚顺15处抽调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内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沿北方蒙古高原驿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苦跋涉一年多时间，于1765年8月分别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队）缩编为6个旗（牛录）。1766年春，迁移到察布查尔地区，将六个旗扩编为八旗，组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和额鲁特营）之一。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在其经历的145年历史进程中，为建设边疆、抵御外侵，作了巨大的贡献。
　　锡伯族军民迁驻伊犁河南岸后，自耕自食,开始在察布查尔各地修渠引水、开荒种地.其中有3个牛录的军民在伊犁河支流——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该河水开垦土地1万亩,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同时，以清政府借予的马、牛为基础，创办了营办“马厂”和“牛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锡伯人口逐年增多。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根据军民的意愿，决定在绰霍尔河南开凿一条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扩大耕地面积。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该渠东西长100余公里，渠深1丈，宽1丈2尺，时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称为“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锡伯语，意为粮仓渠）。该渠一经凿通，自最东面之镶蓝旗至最西面的镶黄旗各牛录，增加新垦耕地78700多亩，自此，锡伯营军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面貌开始改变，锡伯营成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区。
　　索伦营为伊犁四营之一，由达斡尔和鄂温克族组成。嘉庆三年（1798年）和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政府自锡伯营抽调260青壮年户1279人主要补充到索伦营西四旗。清末，索伦营锡伯族已占多数。在驻守台站、防守卡伦、开发边陲、平内攘外等活动中，锡伯族军民与达斡尔、鄂温克族军民同甘共苦，共同作出了贡献。
　　1883年清政府在恢复伊犁惠远城满营（时称旧满营）的同时，又设立了新满营，锡伯营当即为新满营输送了3200名壮丁，维护惠远城的社会安定。光绪末叶，八旗军民口粮供应紧张，伊犁将军采纳锡伯营总管色普希贤选派锡伯官兵去巩留（当时称特古斯塔柳）屯田的建议，于1896年在屯垦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兴建村舍和兵营，当时称为“兵屯”。巩留人口逐年增多。辛亥革命后，锡伯族官兵解甲归田，安家落户，现巩留县的锡伯族居民就是其后裔。
　　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八旗建制正式恢复，驻守台站、卡伦、巡边查界，并恢复生产。杨增新取得新疆统治权后，仍然保留清代锡伯营八旗制，直至1938年才最终废除锡伯营旧制。

　　五、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居住于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和当地兄弟民族一起积极响应，但斗争果实被封建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所篡夺，锡伯族人民又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1944年，锡伯族积极投入三区革命，组成“锡伯骑兵连”。塔城和霍城锡伯族也相继组成
　　锡伯骑兵连武装队伍，参加各次战役。
　　1949年新疆锡伯族与东北锡伯族同胞一道同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
　　锡伯族被清政府编入八旗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屯垦种田、自耕自食的同时，还担负着守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等重任。

　　六、新中国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锡伯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锡伯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锡伯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解放初开始，锡伯族地区的煤炭、农机、皮毛、食品加工等厂矿企业，逐步兴建起来。改革开放后，又兴建了轧花厂、煤化工企业等新兴工业企业，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科学种植得到农民的日益重视，农作物产量年年提高，多种经营已很普遍。在察布查尔渠的基础上，“察南渠”已放水并产生经济效益。国家投巨资的“南岸大渠”建设项目也在兴建之中，改革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走出封闭的环境，开始涉足商贸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人民生活安定，衣食富足，医务工作者根除了“察布查尔病”，开始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新气象。从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内，锡伯族人口已增长了一倍多。锡伯族地区已经基本建成一个覆盖城乡的医疗体系，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手段基本完善，各类防病及预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常见病、多发病均能够在乡镇一级医院就治。广大农民的防病治病知识及健康状况在不断提高。在察布查尔县广大农村地区正在试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外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等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也日趋完善，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大有提高。
　　锡伯族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过去，家里穷得即使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也要保证子女上学，最起码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的小学、初高中教育机构相继完善。改革开放后，本民锡伯族学生族地区的办学硬件水平不断提高，教职工素质显著提高，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已被广泛使用。到2006年，在全疆锡伯族民族中小学有17所，其中小学12所，中学5所，另有职业高中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1978年之后，根据自治区《关于恢复锡伯文使用和恢复锡伯语文教学的通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8所、巩留县2所、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所、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1所共12所小学恢复锡汉双语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察布查尔县还派相关人员，分别到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沈阳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小学教授锡伯语，受到较好效果。随着教育的发展，一批又一批锡伯族干部和人才涌现而出。到2005年，新疆近3．5万锡伯族人口中，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单位工作的人员已超过3300多人，被录取到重点院校的考生人数也逐年增多。